“1955年3月的早晨，北京西总布胡同的院子里还透着寒意——’我真不想多拿一分，和主席、总理相比，我算什么？’嘀咕着散户炒股，把一封刚拆开的红头文件塞回公文包。”这一幕离开国大典不到六年，却浓缩了两位老朋友之间的信任与体贴。
那份文件来自中南海，核心内容只有一句：李济深薪金由每月五百元调升至一千元，立即执行。照例，李济深先要推辞；照例，他的推辞又被毛主席一句“就这么定了”堵了回去。后来李济深的儿子李沛钰解释，主席其实想了两层：一是李家老小众多，还有一批起义人员临时靠他接济；二是让副主席的待遇体面些，好向各方展示“同舟共济”的诚意。表面看是一纸批复，实则暗合统战、财政、人情三笔账。
时间拉回三十一年前，1924年的广州。第一次国共合作刚启动，国民党一大会场外的天色灰蒙。毛泽东递过一支香烟，笑问：“李师长，北伐会顺？”李济深捋捋军装，回一句：“若能齐心，胜算自来。”那次短暂交集没留下合影，却播下了惺惺相惜的种子。三年后，清党屠刀落下，两人分道。枪口相对让情谊冻结，却未彻底斩断；抗战爆发、民族危亡时，这层冰化得又快又彻底。
李济深真正“掉头”是在1946年。庐山谈话无果，他在香港公开发表“七项意见”，直指内战祸国。蒋介石恼羞成怒，剥党籍、派特务，“暗枪”却始终打偏。宋庆龄一句“香港也不安全”让李济深越发坚定，要把国民党里尚存的“醒悟者”拉出火坑。民革由此诞生，策反信件飞向傅作义、阎锡山、卢汉……炮声掩不住党内分化的裂缝。
1949年1月，大连港口寒风凛冽，李济深一脚踏上解放区，第一感受是“新鲜”。街面秩序井然，孩子们追着冰车跑，他忍不住对随行说：“若早几年看见这景，也许不用打这么久的仗。”三个月后，在西苑机场，他抢先伸手：“毛主席，北平的春天真好。”毛主席哈哈大笑：“老朋友，你总算回来了。”
建国后，副主席的身份光鲜，却不等于生活轻松。李家原本在广西、南京都有房产，李济深将能卖的都处置掉，用于补贴旧部。警卫一数，光住在北京的亲属就将近二十口。再加上起义将士滞留京津、暂时没编制，天天来信求援。供给制下，每天米面油肉按定量，副主席同营房炊事员一个标准，真不够分。
李济深因此在1954年初写信给毛主席，言辞恳切地提出：“如今国库已见起色，请为全党全军干部改为工资制。”他自知并非中共党员，却敢开口，因为“自己先要吃亏”——他把三分之一供给粮票寄给老部下，结果家里顿顿稀粥。毛主席读完信，拿铅笔圈出“供给制”三个字，嘟囔道：“得改，一刀切。”随后把信拍给统战部，“去问问其他民主人士，看是不是同意。”回笼的意见高度一致：赞同改制。
1955年工资制兑现，排位最先考虑一线干部，其次才到中央领导。李济深原本按标准是五百元。毛主席得知后，一锤定音：“涨到与我相等。”理由两条：其一，家口重；其二，需为统战做示范。周总理补一句：“差旅接待，可实报实销。”
有意思的是，李济深真把“实报实销”当公账对待。起义军官到北京，李家管吃住，却分门别类记账：伙食、医药、棉衣、返乡路费，统统写明。月底交清单给中央办公厅，能批的批，不能批的算自家开销。他常劝部下：“人民政府不是摇钱树，先自食其力。”口气不似大佬，倒像老父亲。
生活里，他刻意保持简朴。院子里那辆福特小轿车用了快十年，掉漆也不换；长衫补丁摞补丁，实在见不得人，秘书偷偷缝在内侧。李济深却笑说：“破衣照样暖身。”惟独对子女的教育毫不含糊：中文要写楷书，英文要背《独立宣言》。李沛钰回忆：“父亲严而不僵，晚上给我们讲《三国》，说到赤壁总要拍桌子，兴奋得像个青年。”
1959年夏，胃疼频作，他仍咬牙出席各党派座谈。毛主席轻轻握住他的手：“老李，七十多岁的人了，别再硬撑。”李济深却笑：“一息尚存，也该把民主党的事交代清楚。”那年十月，北京医院灯火通宵。周总理几乎夜夜来看，俯身叮嘱护士：“剂量减半，他耐受差。”10月9日上午，心电监护划成直线。
灵堂设在中山公园。毛主席少见地驻足良久，只说一句：“任潮先生，走得太早。”言辞稀少，情谊沉重。后续安葬、家属抚恤都由国务院直接安排，子女陆续进高校、入科研所，无一人借父辈名头经商。
若论贡献，军事、政治、统战，李济深都沾边，却从未为自己邀功；若论财富，他卖掉祖宅、拿着“双份工资”仍捉襟见肘，却不曾开口向国家多要一分。1955年的那纸批复，是毛主席给老战友的担当，也是新政权对昔日对手的宽阔胸怀。七十年过去，当年“一千元”的数字早被通胀抹平，唯有那两点考量——顾大局、重情义——依旧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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