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关，
12306上的“战斗”悄然打响。
手握智能手机不断刷新的你，
是否想过，
古代异地为官的游子、
远行经商的“老板”，
过年时该如何踏上归途？
其实，古人的回家路，
一样有“高速路”、
有“验票站”、甚至还有“服务区”。
今天，就让我们沿着历史的河道，
回溯一场穿越千年的还乡之旅。
黄金水道：大运河就是古代的“高铁线”
在没有铁路和飞机的年代，
纵贯南北的大运河，
就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级交通大动脉。
从杭州一路北上，直抵北京，
水路贯通，
堪称古代版的“长途干线”。
相比颠簸的陆路，
运河出行优势明显，
运载量大、行驶平稳，
一条船能载数十人，还能装大量货物，
效率远超车马。
沿岸更是衍生出繁华的“服务区”，
码头、客栈、酒肆、货栈林立。
在扬州、常州、苏州这样的枢纽，
人们可以休息、补给、交易、互通消息，
热闹程度不输今天的车站商圈。
古代“春运”不同在哪儿？
和今天全民春运不同，
古代能千里还乡的，
大多是官员、商人，
和家境殷实的书生。
一旦遇到北方天冷河面结冰，
回家的路就要变成水陆兼行，
部分水路、部分陆路。
普通人难以“说走就走”。
严格的户籍与“路引”制度，
把大多数百姓牢牢“锁”在家乡。
就算有资格上路，
时间成本也高得惊人。
明代首辅徐溥71岁告老还乡，
从北京坐船回江苏宜兴，
腊月初出发，腊月二十七才到家，
走了近一个月。
南宋陆游从绍兴到镇江赴任，
耗时一个月；
明代徽商从扬州到杭州，
坐船也要半个月。
费用更是硬门槛。
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委会副主任姜师立介绍，
明清时期，从杭州到北京，
船只按大小收“船料税”，
货物按约3.3%缴“货税”，
沿途要经过七个钞关，
这还不算雇船、雇人、一路食宿。
运河通行还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姜师立指出，通行顺序是：
“漕船绝对优先，
官船次之，商船民船最后”。
船只必须持各类凭证，
漕船用“漕标”与“限单”，
官船用“勘合”，
商船则需申请“船牌”“关防文引”，
手续相当繁琐。
这套管理细致入微。
清代前中期，
各省漕船甚至按既定顺序航行，
“山东、河南的帮船在前，
之后依次为江苏、安徽、浙江……
严禁超越”，
直到道光年间才有所放宽。
春节前后，运河还会加强管控。
史料记载，
清代临清关在腊月增派巡役，
严查走私；
闸坝在除夕至元宵期间减少开闸次数，
优先保障粮船通行。
“路票”“钞关”：古代实名制“收费站”
古代出行虽不用“抢票”，
但管理之严格，
不亚于今天的实名验证。
早在战国时期，
楚国的“鄂君启节”就是水路通行证，
写明了路线、车船数量、货物种类，
可视为最早的“流动许可证”。
清代的“路票制度”已非常成熟。
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首席专家黄杰介绍，
出行前要在官府申领路票，
写明姓名、籍贯、事由，
沿途关卡验票，到达后还需报备，
有时甚至要换领当地凭证。
这套流程，
和今天购票、安检、验票高度相似。
物流管理同样严密。
在南京税收博物馆，
藏有一张《运洋货入内地之税单》，
上面密密麻麻盖着二十多处税卡印章，
记录了从镇江到徐州八百里的完税通关全程。
苏轼也曾“堵”在运河上过年
你经历过“大年三十堵在高速上”吗？
苏轼也有过。
大运河常州段。常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熙宁六年除夕，
他因公务途经江苏常州，
却选择将船停在城外，
不愿打扰百姓团聚。
在舟中守岁的他，
写下了《除夜野宿常州城外》：
“多谢残灯不嫌客，
孤舟一夜许相依。”
据常州苏东坡研究会会长赵世平介绍，
这两句诗，
至今仍是常州热情好客的文化名片。
苏轼不是孤例。
白居易、陆游等无数文人，
都曾在这条水道上留下足迹与诗篇。
大运河不仅是交通线，
更是文化传播的动脉。
1790年，为贺乾隆八十大寿，
扬州徽班沿运河北上，
一路演出一路传播，
在临清停留一个多月，
培养了大批戏迷——
这里后来被誉为“京剧之乡”。
徽班进京，博采众长，
最终催生了国粹京剧。
饮食文化也随之北上。
地道的北京烤鸭，
技艺便源于明朝南京，
随永乐迁都沿运河传入北京。
甚至有说法称，
漕船船工在船上养鸭，
南鸭北养，肉质变得肥美，
无意中为烤鸭提供了优质原料。
千年“春运”，一路向家
中国人回家的方式，
穿越了千年时空。
苏轼当年近一个月的行程，
如今乘高铁只需5小时；
他曾行经的运河，
部分河段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静卧城市之中，供人游览怀古。
古代的“春运”充满未知。
今天回家的路，
更安全、更快捷、更温暖。
这个春节，
当你坐在高铁上，
不妨想一想：
几百年前，
也许正有一艘客船，
载着思乡的诗人、奔波的商人，
在同样的线路上，缓缓北行。
他们，也是“春运”人。
我们，都是向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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